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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三：维持现状，但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，可能陷入既不能发展也不能保护的困境。

“这三个方案，都有利弊。今天，我们请各方代表来说话。大家听完了，问清楚了，再投票。”

第一个发言的是周工。她用专业但通俗的语言，解释了自然保护区的意义、申报流程、批下来后的管理规定，以及可能获得的政策支持。

“我要特别说明，”周工强调，“自然保护区不是‘封死不用’。在核心区外，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可持续利用。关键是科学规划，社区参与。”

第二个是贺振华。他走上台时，有些村民窃窃私语。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赢得了注意：

“我是商人，但我也是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孩子。我理解大家想过更好日子的心情。”

他详细介绍了修改后的合作方案，包括开发范围、就业机会、分红机制，以及那份五百万的支持基金。

“我想说的是，发展和保护不是对立的。我们可以找到共赢的路。”

第三个是许兮若。她代表“社区保护研究团队”，介绍了国内外类似的案例，展示了生态合作社的具体运作模式，以及可能的挑战和应对策略。

“这条路不容易，需要学习，需要坚持。但好处是，主动权在社区手里。”

每个发言后，都有提问环节。村民们的问题直接而实际：

“如果成了保护区，我家的药园还能不能采药？”

“旅游开发了，外人来了会不会破坏我们的习俗？”

“合作社要是亏了怎么办？”

“五百万基金，怎么保证真的能到位？”

发言者和岩叔一一回答，不回避困难，也不空许承诺。会场气氛热烈但有序，没有人争吵，只有认真的讨论。

中午休会时，岩婶带着妇女们送来了午餐。大家就在祠堂内外席地而坐，一边吃饭一边继续讨论。

阿木注意到，几个原本犹豫的村民，在听了完整的介绍后，表情明朗了许多。

“原来保护区不是不让动，是要科学地动。”一个中年人说，“那我家的药园没问题，只要不采幼苗，不影响种群就行。”

下午的议程是自由发言。任何想说话的村民都可以上台。

第一个上台的是玉婆。她拄着拐杖，声音不大，但全场安静：

“我活了八十七年，见过饥荒，见过战争，见过外面世界的很多变化。但雨林一直在这里，养活着我们。我孙子问我，奶奶，你一辈子没出过大山，遗憾吗？我说不遗憾。因为我守住了该守的东西。”

她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：“年轻人们，山外的世界很大，但山里的根很深。走得再远，别忘了根在哪里。”

玉婆的话让很多人动容。接着上台的是阿勇——春生的儿子，专门从广东赶回来。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，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，但说话很诚恳：

“我在外面打工三年，赚了点钱，但总觉得自己是浮萍，没有根。这次回来，看到大家在这么认真地规划家乡的未来，我很感动。如果村里真的成立生态合作社，我想入股，我想回来做导游。我在外面学过摄影，可以拍雨林的美，让更多人看见。”

年轻一代的表达，让老一辈看到了希望。

接着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上了台——贺振华的助理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。她说：

“我是贺总的助理，也是环境专业的毕业生。说实话，来之前我对这个项目有疑虑。但这几天在那拉村，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——企业和社区真的可以合作共赢。如果大家选择方案二，我愿意申请常驻这里，负责环保监督，确保开发不越线。”

她的发言赢得了掌声。